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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奥运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兴奋剂:奥运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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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8-19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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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奥运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概要描述】尽管在反兴奋剂与兴奋剂的这场“猫鼠游戏”中,猫一直在老鼠身后,但为了让竞技体育回归公平,为了避免更多运动员走向被毁灭或自我毁灭,这场战争将永远不会终止。

  • 分类: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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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The Statesman)

 

东京奥运会虽然落下了帷幕,但对参赛选手们的兴奋剂检测活动,或许才刚刚开始。随之而来的,还有对选手们是否使用兴奋剂的各种流言蜚语。

 

兴奋剂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几乎是相伴相生的。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萌芽时期,服用兴奋剂并不视为作弊。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时,他的教练一路拿着注射器跟着他,当他精疲力尽时就给他来一针“士的宁”(一种刺激中枢神经兴奋的药物,是早期兴奋剂的雏形),再配上一大杯威士忌,让他保持清醒和体力。最终,他也“不出意外”的成为了首位兴奋剂奥运冠军。而赛后官方报道称“这场马拉松赛事从医学的角度,展示了药物能给长跑运动员带来巨大帮助。”

 

 
▲ 托马斯·希克斯(中)在比赛中。(图源:Roba da Donne)

 

随后,滥用兴奋剂成为了一种“时尚”,很多运动员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佳绩甚至将兴奋剂纳入必备补给中。那段时期的奥运会更衣室里,散落的针头与药品包装盒随处可见。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因服药过量,在赛场上倒地猝死。人们逐渐意识到,兴奋剂的使用给运动员造成的巨大伤害已严重背离了现代体育的初衷,反兴奋剂以及检测立法的呼声高涨。“詹森之死”成为体育界走向反兴奋剂时代的重要节点。

 

 
▲ 克努德·詹森(左)在比赛中倒地猝死。(图源:Getty Images)

 

1966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在所有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并筹备成立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两年后,国际奥委会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期间进行了首次药物测试。自此,奥运会开始了漫长的反兴奋剂战争。

 

时至今日,反兴奋剂形势依然严峻。科技进步造成的规则滞后,一直是反兴奋剂领域里难以根治的难题:与兴奋剂使用相比,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将每届奥运会的样品保留8年(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始延长至10年),一旦有新的技术检测方法便可重新检测样品,以打破检测技术的发展局限。这也使得奥运会奖牌的最终归宿成为一个长达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根据奥林匹克历史学家比尔·马伦(Bill Mallon)的说法,截止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总计有140多名运动员因为服用药品被禁赛或取消参赛资格,其中包括42名奖牌得主(其中13名是金牌得主),而将近一半的人是通过追溯性测试被发现的。

 

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对兴奋剂的打击。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瑞士洛桑正式成立;2003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出台,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后经过三次修订,分别于2009年、2015年和2021年生效。这些机构和政策的建立都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2001年以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投资8300万美元用于开发更先进的药物检测技术。此外,自2005年以来,已投资了360万美元用于兴奋剂的预防研究工作。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东京奥运会250亿美元的筹办成本,就会发现这些投入实在少得可怜。不过目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兴奋剂阳性检测率从总体来看仍然相当稳定。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1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不良分析结果”(注:阳性药物检测的技术术语)在测试总数中的占比常年在0.97%(2019年)和1.32%(2016年)之间摇摆。

 

 
(图源:TRT World)

 

事实上,运动员和他们背后的团队对药检流程了如指掌,他们会利用新药物和药物检测发展之间的时间差来做文章,以逃避当前的检测。因此,除非反兴奋剂工作出现彻底的改变——例如药物检测技术的改变,否则仍然可以预见,今年兴奋剂检测的阳性结果仍将维持前几年的水平。

 

东京奥运会的首例兴奋剂事件发生在田径赛场,在7月19日进行的赛外兴奋剂检测中,尼日利亚女子短跑选手布莱辛·奥卡巴雷被检测出人类生长激素成分,其随即被禁赛。当地时间8月12日,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AIU)发布声明称,英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成员吉津度·乌贾在赛事期间的一次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两种有助于增肌减脂的违禁物质。因此,他被临时禁赛等待进一步调查。如果最终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那么英国队获得的银牌将会被收回,原本在东京奥运4×100米决赛中排名第四的中国接力队,有望递补获得一枚铜牌。

 

 
▲ 吉津度·乌贾。(图源:CGTN)

 

当然,这些已经爆出的兴奋剂丑闻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阳性结果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接踵而至。由于有追溯性检测窗口,东京奥运会奖牌和兴奋剂的最终统计结果将在2031年下半年才能揭晓。

 

尽管药物检测变得更加复杂,但自2001年以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大部分修改实际上都是加强了对服用兴奋剂间接相关的行为惩罚(即所谓的“非分析性”行为,例如逃避检测、样本作假、贿赂检测官员等行为)。相比之下,条例中只有2项反兴奋剂违规行为与直接在运动员体内发现药物相关。

 

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运动员或辅助人员曾使用过违禁药物和方法,但这类违规行为仍然会使他们遭到诋毁。例如,去年美国短跑运动员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一年内错过了三次赛外药检,被处以两年禁赛的惩罚。尽管体育仲裁法庭随后认定科尔曼没有使用兴奋剂,也没有故意逃避药检,将其禁赛期缩短为18个月,他仍然错过了东京奥运会。

 

 
▲ 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图源:USA Today's FTW)

 

不过从本质上来讲,对这类行为的处罚似乎并没有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起到太大的作用和影响。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数据截止至2018年),当年只有283名运动员因“非分析性”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而因服用违禁药品直接相关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运动员多达2771名。

 

在体育的世界里,有人会为了荣耀和金钱铤而走险,也有人会捍卫奖牌的纯洁。尽管在反兴奋剂与兴奋剂的这场“猫鼠游戏”中,猫一直在老鼠身后,但为了让竞技体育回归公平,为了避免更多运动员走向被毁灭或自我毁灭,这场战争将永远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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